中国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发端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公共领域有着中国自身历史情境中所蕴涵的独特特征，相对于西方社会公共领域产生的自发性和渐进性，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产生则是断裂式和激变式的，学校、学会和报纸，构成中国最初公共领域的主要体现形式。构成公共领域行为主体的，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而是由中国传统的“士”转变而来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   公共领域  文学公共领域  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一
“公共领域”，即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所论述的 “public sphere”。 它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她在分析古希腊社会时将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区分开，分别对应于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公共领域是城邦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自由”和“复数性”是公共领域的内涵。哈贝马斯据此进一步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1]“公共领域”先后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早期“公共领域”、封建社会时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三种形态的发展演变。
在古代希腊，城邦生活体现着“公共/私人”的二元对立模式。“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2]古希腊人视城邦为自由公民活动的领域，而家庭则是一个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领域，这两种生活秩序之间存在着某些显著的差异。私人领域仅仅局限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生活，公共领域则建立在对谈(讨论和诉讼形式)和共同活动的实践(战争或竞技)之上，作为的空间，公民通过讨论交谈决定城邦事务，表达自我个性。可以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展现自我，并进行协力活动的领域，它也可以帮助一个人有意识地去与他人沟通，从而形成一个平等、自由的互动场域。
到了欧洲中世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领主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根本不存在私人占有与公共权力管理之间的对立，法律意义上的“公”、“私”在现实中没有任何约束力，封建社会的劳动经济组织使得封建领主成为一切所有制的核心。此时的“公共领域”只不过是封建君主身份和权力象征的体现，作为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是不存在的。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 “从社会学来说，也就是说，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3]“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种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社会疆域，不如说它就是私人权力公开化的体现，只不过这种体现集中于封建君主、教会和贵族阶层，二者的唯一不同仅仅是前者代表了一种伦理象征和社会地位。在所有的公共事务和场合中，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所有者，其臣民被他代表或者体现了。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出现及发展是与一整套关于所谓“封建礼制”密切相关，宫廷是贵族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核心，君主印玺等象征物因而也具备了一种特殊含义的“公共性”，是君主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的表现，由此，代表型公共领域发展了一些特殊标志的个人物品:如权力象征物(徽章、武器)、生活习性(衣着、发型)、行为举止(问候形式、手势)以及修辞方式等。和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性交往不同，他没有明确的“场所”，只要王侯和特权阶层本身就是‘国家’，而不只是国家的代表，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可以代表的；他们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4]
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家庭经济的界限，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和公共事物相对立的私人领域的事情，现在成为了公共关注的中心，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逐渐成型。“作为政府的对应物，市民社会建立了起来。迄今为止一直局限于家庭经济的主动性和依附性冲破了家庭的藩篱，进入了公共领域。”[5]公共领域作为家庭中私人领域的扩展和补充，开始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沙龙、咖啡馆、俱乐部就是作为个体私密空间的卧室在同一个屋檐下向公共性延伸的体现。后来，印刷业的发展和商业通讯的繁荣，私人的信息交流变得常态化、公开化、市场化，推动了报纸、期刊、杂志之类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媒体的出现，公共领域正式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6]哈氏的这句话阐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得以成立的根本，即公共领域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但特指意在摆脱公共权力控制的私人领域。“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 [7]
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公民在其间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块中间地带。首先出现的是文学公共领域，即市场化、商品化的进程，文化成为在公共领域的各种机制中向一般市民公众开放的物品，从而成为公共领域中公众讨论的对象，公共领域中的人们最初讨论的内容多是文学或者文化商品，这时候，作为公众自由交往活动的场所的文学公共领域就形成了，它是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使得人们习惯于理性的批判，从而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在哈贝马斯那里，文学公共领域指的是由咖啡厅、出版业、文化人士以及各种文化展览场所所构成的领域。哈贝马斯因此指出，咖啡馆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正是在批评的过程中，市民社会阶层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作用，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训练和培养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公众，使得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到文化共同体中，从而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满腔热情的读者在文学作品中感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这些场合里，“私人展开了对宫廷政治文化的公开批判，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8]守护生活世界的私人价值，审视和批判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其独特的价值指向。
二
 “公共领域”概念作为对一种历史现象的抽象和概括，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机构之间的中间地带，作为批判的空间，它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机制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其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以自由、民主、理性、多元为基石的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一般认为，衡量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准有两个。一是社会中出现了有财产的，受过教育的中上层群体。二是作为公众社会活动的“自律”的空间的出现并适当扩大。所谓的“自律”是指这个空间没有一个强制的外在力量的非理性约束和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代表公众利益的公共舆论或意见。
公共领域产生的基础是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到18世纪前半叶，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由医生、律师、学者、教授、富裕且受到良好教育的市民构成的阶层，这些人社会意识相对浓厚，富有责任感和斗争性，他们依据不同的观念价值与知识兴趣各自形成了交往圈子。这些人以沙龙、咖啡馆、俱乐部、报刊等为活动场域，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批判性讨论，成为主宰舆论的社会优秀分子。在这些领域里，文学是人们的重要话题，以上述空间为载体，文人、著作家们自由地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凭借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报酬，他们既不受政府的政令也不受学术权威的限制，更不受资助人意图的制约。文学在其中可能是人们共同观念和价值的承载者，也可能是公共议题的提出者，也可能只是共同的谈话材料和共同的趣味，公众在其中借着对文艺的批评和讨论，批判意识逐渐形成。
在中国，构成公共领域行为主体的，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市民，而是由中国传统的“士”转变而来的知识分子。晚清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从沉醉中幡然醒悟，议论时政，参与变革成为他们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随后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幻灭了封建文人们的仕进之途，他们开始辗转于新式学堂、报刊、社团和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由于最先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推崇科学和民主、提倡个性自由的思想启蒙成了“士者“阶层的精神诉求，开始了初步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者以救国为主旨，作为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身居民间，却凭借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聚集起来，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形成声势浩大的公众舆论。最早在1874年，王韬就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介绍西方文化，评论时政，宣扬变法图强的观念，“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1895年，严复开始借助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介绍进化论思想；此后，梁启超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9]邹容、章太炎痛斥国民的“无主性”、“无国性”、“无种性”、“无独立之性”。 [10]他们高呼“冲决罗网”的口号，掀起了近代史上思想启蒙的高潮。但是，这些新式知识者并不就是西方社会的市民阶层，更不等同西方文化中纯粹精神批判和终极意义的探求者的知识分子，支撑他们挺身而出的精神力量也不是来源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尽管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熏染，但是，中国近代知识者早期接受的仍然儒家正统教育，相对于古代的“士”，除了眼界和所学的内容有很大的改变和扩展外，他们的精神所继承的仍然是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对知识学问的一切探讨，对真理和美的一切追求，最终无不是服从于“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历史的思维范式和社会现状所强迫他们思考的重心，恐怕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希伯来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文化变革最终的目标是政治救亡的目的，旺盛的政治斗争热情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始终不断，这种使命意识在“五四”达到了高潮，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特质也影响了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
相对于西方社会公共领域产生的自发性和渐进性，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产生则是断裂式和激变式的，它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而产生的。最初形态也并非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学校、学会和报刊，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三块主要空间。
亘古未有的社会震荡使得各阶层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自救必须学习西方。于是，中国教育领域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到地方士绅，都热心创办起新式学校，留洋求学也开始发端。1901年9月14日，清廷发布“兴学诏”，开始将传统书院普遍改设为新式学堂。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1905年9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立停科举诏，宣布自明年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1]此后所有读书人皆由新式学堂出身。据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到1912年，学堂数上升到87470所，在校学生300余万人；8年之间，学堂数和学生人数分别增长了20倍和31倍。办学主体也日益多元化，特别是民间办学热情高涨，在1904年的4222所学堂中，官立者3605所，占85%；公立或私立者总共只有617所，占15%。而在1906年的19830所学堂中，前者的比例下降为26%，而后者则猛增至74%。[12]这些新式学堂担负着引领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的使命，成为清末从事公共批评的一块重要的公共领域。废科举的另一直接结果是留学潮流勃兴。以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去向最集中的日本为例，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数为274人，1908年则为30000人，8年间增加了109倍。[13]
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职能性社团，包括学会、会社、公会、学社、会馆等各种趋新性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戊戌时期的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辛亥时期的励志会、辅仁文社、人镜学社等。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就有103个。这些学会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城市，拥有近万名成员。[14]它们以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为宗旨，成为彰显趋新舆论、价值观念和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阵地。报刊也是构成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形式，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办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开始到民国元年的十几年内，报刊达七八百种之多。如，上海强学分会的《强学报》和《时务报》、农学会的《农学报》、长沙南学会的《湘报》、译书公会的《译书公会报》、算学会的《新学报》、广西圣学会的《广仁报》、蜀学会的《蜀学报》等。这些报纸多从事传播新知识、开通风气、进化民德等活动，广泛宣传国民意识、国家观念、民主、自由、改革和革命等现代思想，表达对社会变革和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形成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公共舆论空间。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
新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在改革的进程所呈现出的是某种革命性的骤变，它造就了崭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凝聚在学堂、学会、报刊等公共领域的形式中，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营造出民间化的舆论形态，最终形成了中国的公共舆论和公共交往空间。
三
中国文人向来就有很强的介入现实和注重实用理性的传统，在公共领域有着巨大言说优势的知识阶层在舆论话语霸权的争夺中始终控制着制高点。既为了民族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受西方现代理性、现代文明熏陶的知识者，开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大声地发言。本来，作为文学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场域，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公众参与的交往—对话空间。守护生活世界的私人价值，审视和批判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其独特的价值指向。它要求于新文学的，是人文精神和民族灵魂的重铸，然而，此后的文学实绩和发展走向却始终受到公共领域本土化特征和现实环境、民族文化心理定势的制约。
作为体制外的社会“声音”，“五四运动”可谓公共领域的最集中体现，它所营造出的“召唤性”公共空间也成就了现代文学最初的的辉煌。“五四”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时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一场反对民族传统文化、张扬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想运动，这不可避免的孕育了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民族自尊与自卑心态、忧患意识与焦虑情绪十分复杂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大多拥有西方游学的经历，但同时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在腐朽落后、愚昧保守的文化触痛中，他们首先看中西方文化的是它的救亡作用，期望以思想革命来奠定政治革命的根基。在救亡图存的宗旨引领下，一切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都成了手段和工具。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只要有补于世道人心，无论是进化论、泛神论、基督教，还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各取所需地拿来，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个人自由的精神武器。这其中，又以进化论、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影响最大，同时，这些西方思潮又无一不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自严复以进化论来唤醒近代民族主义的觉悟以来，“因时而变”的进化之理就强烈地质疑着传统民族主义封建性的封闭和守旧，梁启超开始旗帜鲜明地倡导以“新民”为目的的新文学观念，传统的思想模式和文学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进化论也是陈独秀批判儒家封建伦理旧道德的工具，是他建构新道德，提倡个人主义的思想核心。他认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凡政治、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15]由此推及文学，便有了文学革命的必然，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16]然而，这时的文学艺术，其价值并不取决于它自身本体层面上的“美悦作用”，而是取决于它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唤醒民众，改良社会秩序的政治救亡功用。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可以说贯穿的是同一种民族救亡的精神内涵。
实际上，就胡适的“八事”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而言，以纯粹的理性批判眼光从学理上进行审视的话，其理论上的精确程度和严密程度是大大地值得怀疑的。从创作内容上看，散文中的精雕细琢是否“言之有物”， 诗歌中的反复拖沓又算不算“无病呻吟”呢？典故是中国语言的精华，用好了妙不可言，胡适本人就善于用典，如何能舍弃？至于“三大主义”，推行的实质上是一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贵族文学如何就是雕琢阿谀的？古典文学如何就是陈腐铺张的？山林文学如何就是迂晦艰涩的？因此，文学革命并非指向它自身，新文化运动者是立足于政治革命来谈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要革命，是因为旧文学所包含的陈旧的腐朽的思想内容需要彻底消灭，因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7]即便冷静如鲁迅曾经主张过，“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8]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决绝的态度。这其中蕴涵的仍然是政治救亡的“济世”情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专求文章的全 Perfection 与美 Beauty”，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炙火，招起摇摇的激荡。”[19]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鲁迅的小说重视揭露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和批判国民劣根性，体现着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执着。但这种人性启蒙倘不付诸于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变革，先觉者仍将被同化于旧的文化体系之中，狂人最后是“赴某地候补矣”。《闰土》、《祝福》在愤怒抨击吃人的封建社会和伦理道德的同时，也对启蒙及其成效提出了质疑。在《孤独者》和《在酒楼上》，鲁迅关注的中心转移到深入解析启蒙主体自身的精神人格弱点以及造成这种病态人格的社会原因，揭示出思想启蒙所遭遇到的无路可走的现实困境。郁达夫的《沉沦》在强烈祈望“立人”思想的同时，也憧憬着“人国”的建立。
 随后的“左翼”运动和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从而导致了启蒙的中断，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启蒙，康德说过：“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20]启蒙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自己运用自己的知性。而这种“勇气”显然并不属于知性本身，它是一种自由意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不仅是文化精神的变革，同时又是一个政治规划，与理性取代权威相伴生的，是支撑社会运行的制度体系的更替，正如康德所预示的，“同时是精神的和体制的，伦理的和政治的”。[21]所以，启蒙主义本身同“革命文学”之间具有亲缘和递变关系，由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绝大多数启蒙主义作家最终都接近或者转为左翼的和革命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是最典型的例证。当然，文学革命滑变到革命文学还有其他重要的和复杂的原因，它们两者也并不是一回事，但实践性是贯通其间的桥梁，其间隐含着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延展的必然逻辑，“启蒙”的目的不外乎是“救世”，革命就是启蒙的直接实践。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与民族救亡意识的背后，共同潜伏着一种责任意识。
寓救亡意识于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变成了呼唤和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精神先锋，将文学推到了社会生活的前台，它使文学具有了强烈的观念性主题，使文学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政治全面的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潮，这种状况在“文革”时期达到了极致，文学彻底丧失了自我。在一些时期它表现为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式表达，在另一些时期则演变成了革命和阶级论的概念化表达，看起来它们在思想内核上是很不相同的，但在逻辑上却同出一辙。
中国现代文学公共领域有着中国自身历史情境中所蕴涵的独特特征，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又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流脉。在这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主体和文学主体的重构，现代知识者精英话语和“士人”道统意识的对立、融合所形成的张力支撑起了一个自由言说的社会空间，从而奠定了“新民” 、“新国家”、“新民族”的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与传播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2]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125，62．
[3][4][5][6][7][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7，18，32，23，34．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8，1.
[10]张坍、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0，651-673．
[1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5392.
[12]陈学恂、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42．
[13]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1995，218．
[1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 [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96.
[15][17]陈独秀．独秀文存[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95，98.
[16]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
[18]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
[19]成仿吾．成仿吾文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91.
[20][2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
，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