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韵淡 梅花谢艳 ——当代中

就广义而言，中国文化是由农耕文化和巫史文化交织孕育出的独特的文化类型。其特质有别于西方典型的“巫术——宗教——科学”的文化形态。宏阔的地缘因素造就的农耕文明以其“超稳定性”常态深刻的塑造着华夏人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华夏人的审美情趣；而巫史文化一直以来所标榜的“和谐”体系又以其庞大、圆融的知识架构、宗法伦理、道德律令导引着中华民族代代衍生，蕃息不绝。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跳脱出因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囿园。虽然，当下已是崇尚“科学理性主义”的大时代。
然而，似是而非的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却也令人匪夷所思。实利主义者趋之若鹜到舍本逐末，唯利是图的地步。从根本上背离了文化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深层涵义和精神涵养。过分强调技术至上、标榜形式主义、推行定量考核、激励视觉邀赏等等。就音乐文化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灾难。透视当代中国笛乐文化，即使管窥一斑，不见全豹，也可将其作为审美反思的又一取向，以供诸君评价。
 

• 不知为何物，锦上乱添花。

竹笛于“八音”之内，取材自然且品质清丽，正如魏晋阮籍在《乐论》中所言：“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合；离其体，失其性则乖。”“八音”之本体“自然”当是数千年农耕文明所造就的审美观照。而竹笛也正是以其“自然”、“合体”之属性于八音之内独树一帜。其声清丽，温润悠扬。其形质朴，不事雕琢。其韵灵颖，和合自然。
千年以前的东晋赤子桓伊曾以一曲《梅花三弄》享誉江左。传至近世，虽为琴曲所弄，但音韵之间却依然渗透着竹笛清丽悠远，含蓄高洁的不变品格。古雅之乐，中正平和，舍繁就简，抱朴含真。以梅花“立象”，调之为“三弄”，其气韵悠长，立意高远自不待言。如果说，桓伊与《梅花三弄》所代表的是华人国乐当中含蓄隽永、崇古尚雅的士子之风的话，及至后世，明清以降的南北戏曲则是推动并孕育笛乐文化走向民间、融入世俗的时代风浪。南方昆曲与北方杂剧、梆子相映成趣，孕育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笛乐文化南、北两派曲风，且沿袭至今。故，名曰“曲笛”者，其音清秀隽永，委婉温润；曰“梆笛”者，其音高亢明亮，粗放硬朗。
毋庸置疑，地缘因素的客观属性（如地理山川、气候条件、植被生态等）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一个相对稳定的族群积淀出相应的文化属性。但华夏数千年文化的传承、迁移、碰撞、融合却亦显著的刻画着殊方迥异的文化地图。“自古北方多战事”，故而民风剽悍，重武轻文；南方富鱼米，出商贾，且能优游自在。所以，南方常常会成为失落政权和隐遁士子选择归避战争风险之所在。相应承袭，久而久之，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最全面，保留最纯正，消化最彻底的人文区域。加之东南近海，受副热带海湿气流的影响，常年植被繁茂，山清水秀，温润多雨，其文化形态清隽细腻，中正典雅或与自然不无关系。而北方汉地却因游牧部族的频繁侵扰，常年处于临战状态。或杂居融汇、和亲同好，或被强取豪夺、殖民北化。因此，从其文化属性上来讲更具有多元的特性——在充分保留了宗法亲亲的根脉意识之外，更多了北方旱地高原民族的粗犷和豁达。如果要笼统的以雅、俗二字为其归类的话，无疑，南方文化崇古近雅；北方文化粗放就俗。于音乐文化而言，南曲音腔水磨，委婉清秀。意趣古雅，含蓄隽永；北曲高亢跳脱，荡气回肠。朴实无华，世俗味重。中国笛乐文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显著的人文环境中相应衍生，孕育发展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笛乐文化更可称之为华夏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缩影。
不容规避。一种深厚而绵长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必然会对其社会生态之存在方式产生巨大影响。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有其强韧的生命力和宽融的辐射力。而一切所属的文化品类都会为其大化、衍生、牵引、渗透。中国笛乐文化亦是如此。然而，近世百年西学的冲撞与所谓强势的机械工业文明的殖入却从形式和观念上对中华国乐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强调“西体中用”——刻意追求技术形式上的文化对接。二是存在心理上的自暴自弃——对科学理性主义的顶礼膜拜。所以，国人近百年的文化价值取向一致向西，舍本逐末。从教育理念到艺术实践，无一幸免。百有余年的艺术专科教学极力鼓吹西乐高雅，大倡国乐改进，强调所谓系统、科学的训练方法；舞台实践则标榜所谓形式主义美学；音乐创作一味凸显交响化和新技法；审美评价则彻底倒向了技术技巧的实在性考量和求奇猎新的低级趣味。古人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今人倒好，不知何物，能使就好！
 

• 形下视为器，形上无文化。

如今，视觉文化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呈现并影射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诚如当代学者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一书中指出的：“当代文化不但体现出高度的视觉化的特征，而且，是一种普遍视觉化，这就意味着视觉化对非视觉化领域广泛而深层的“殖民”。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视像（或形象、图像、影像等）本身，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这也将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在工业机械化的教唆之下，一步步在放弃原本生命意蕴中曾经积淀和饱含的普遍的美感体验而屈就于冰冷的科学理性主义；也将意味着人们普遍的审美意识纷纷转型为浅层的生理性官能刺激而不再深刻为立象尽意的精神诉求；也将意味着人类以无比的热情创造出的物质世界已然异化了人自身的审美直觉。在这里，笔者更愿意引出一个古老的概念——“意象”。
无疑，“图像”与“意象”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图像”是把握物理世界的专属概念；而“意象”则是人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的一个心灵世界，也即“情景交融”的世界。这个中国传统美学中独特的概念曾为人们的审美活动带来无限乐趣。立象尽意，肆物咏志，含情脉脉，遗世独立。但是这里说的“情”与“景”，不能理解为互相外在的两个实体化的东西，而是“情”与“景”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笛之为器，一气流通，欣合和畅，意韵自然。也正是因为中国之笛积淀的数千年的文化底色才成就了其遗世独立，不改其性的高贵品格。当西方工业机械化充斥人间一切造物的时候，竹笛却依然如故：不改别材，不加装置，不多开孔，不事雕琢。一句话：只任自然。
然而，今人却对笛乐文化之自然品性少有问津。一味的求奇猎新和视觉邀赏，彻底将其视为形下之器——谋生、杂耍的工具。要么雕龙刻风，镶骨接铜。要么移花接木、改良创新。要么迎合大众，吹歌骚情。要么假借所谓“新民乐”之名，篡改经典，拼凑技巧，强化节奏，暴露视听。其舞台面目扭捏作态，不忍卒睹；其音乐内容似是而非，不忍听闻。
当然，这其中的“原罪”还在所谓的“商业文明”。也正是人类如此垢病所致，才逼迫艺术一步步走向功利的视觉邀赏和单纯的官能刺激。如此这般现状无论如何是当下国乐最可悲也是最可鄙的事情！言语至此，不妨引一段老夫子的论断撒口恶气：“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礼记.乐记》）

   结语
一曲清音，一闻如醉。个体生命在音乐熏陶下，泯灭物我界限，纵浪大化之中。《乐记•乐象》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古代音乐家常常于天地自然之中寻求心灵的苍古之境，探索艺术生命的创化之源，今人若何？
呜呼！遗世独立，国乐之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