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研究中发展主义范式的理论研究——基

摘要：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发展主义研究具有重要地位。特定时代赋予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者们以宏大的理论抱负，他们所构建的理论自然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宏大特质。这种宏大理论在追求宽大的解释面方面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由于忽视了新兴国家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了解释力的匮乏，最终日趋式微。取而代之的诸多新的理论方法开始以建构“中层理论”为取向，把解释力的强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岛”。

 

关键词：发展主义  宏大理论 中层理论

 

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史上，20世纪50—70年代兴起的发展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构成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宏大的理论框架，而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特别是新兴国家探索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活动也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发展主义理论在理论层次上有怎样特征，该理论框架是在怎样的理论抱负下形成的，其最终为什么日趋式微，这与其理论特征具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就试图在理论层次与理论抱负的视角下对这些问题给予回应，以促进我们对发展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解。

 

一、理论层次：宏观理论与中层理论

 

理论的建构都是基于对事实的理解和思考而产生的。即使是基于相同的事实，由于理论的侧重点各有偏差都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来。因此，对理论的分析也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形成不同的理论分析进路。其中有由于理论所关注的事实具有不同的内容涉及不同的领域而形成的理论分野，也有由于对事实进行研究的方法不同，如科学分析与哲学思辨的不同而形成的分野。此外，理论的分野还有一个重要的面相涉及到其分析层次的高低和涉及内容的宽广，对这种不同我们用“理论层次”对之进行概括。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从这个意义上对理论进行区分的来源于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他在反思当时的社会理论后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完整的普适性理论框架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不同于阐释“统一性理论”的新的理论框架，即间于帕森斯式的巨型理论与低层命题之间，可以说明有限范围的现象之间关系的“中层理论”。[1](p194)“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与“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 进入人们分析理论的视野。

不同层次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面有所不同。“宏大理论”着眼于对广阔空间与久长时间中的事实给予解释，而“中层理论”则着眼于对时间和空间相对狭小范围的事实给予思考。以比较政治学研究为例，宏大理论通常指的是那种提出了大问题、甚至是终极问题的研究，而且个案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体系。而中层理论则关注单一地区、某一地理区域、或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国家集团等单位性的政治实体。宏大理论试图通过对普遍性的分析，对所有的事实给予解释，而中层理论则强调对有限范围内的事物进行考察。需要强调的是，解释面与解释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解释面所描述的是理论所试图解释的事实的内容，一般用“宽广”与“狭窄”进行判断，而解释力所描述的是理论对事实解释的透彻程度，一般用“强”与“弱”进行判断。解释面宽广的理论其解释力不一定强，而解释面狭窄的理论其解释力也不一定弱。同时，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的区别还表现在理论范畴的抽象程度和概括程度的不同。宏大理论一般都构建出概括性极强，涵盖面极广，因此抽象程度也极高的基本概念或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上展开理论分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的理论范畴，他通过“归属”与“成就”，“特殊主义”与“普适主义”，“功能混淆型”与“功能专门化”的模式变量把人类社会进行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这些模式变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可以指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层理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就狭窄的多。比如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中盛行的政策研究、决策分析、政治社会化理论、集团理论等都属于中层理论的范畴。[2](p521)

理论层次是对理论本身的一种分析，与之相关联的是从另一个分析角度则涉及到理论建构的选择，即选择构建何种层次的理论，是试图构建宏大理论，还是试图构建中层理论。因为理论层次是理论构建选择的结果，因此分析理论层次就必须给予理论构建选择以一定的关照。作怎样的理论建构选择反映出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抱负”来。所谓理论抱负反映的是理论构建者对其构建的理论所试图解释的事实的内容宽广与层次高低的一种期望。如果说理论层次是对理论自身的分析范畴，那么理论抱负就是对理论构建者的一种描述。宏大的理论抱负与较高的理论层次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进行理论建构的目的就是要对宽广空间和久长时间的事实给予理论回应；而与较低层次的理论相关度较高的理论抱负的理论建构目的就是要对相对比较狭小范围内的事实给予理论回应。引入理论抱负的分析变量，有助于我们结合理论建构者这一要素对理论层次展开分析。由于任何理论都得理论建构者对对事实的理解和思考而产生的。理论建构者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理论要求，所形成的问题意识等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抱负，要对不同范围的事实给予理论回应，由此就产生出了不同层次的理论。因此，脱离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抱负仅仅就理论本身作理论层次的分析就显得比较单薄，只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这一点对理论变革时代的理论进行分析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结合特定时代下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抱负才能够更为全面的把握其之所以会发生变革，之所以如此变革的理由。

 

二、宏大理论：发展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特质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主义研究阶段是其最辉煌的时代，这种辉煌与其在理论建构层次上的宏大特征是分不开的。发展主义的宏大理论在学术研究上试图通过构建解释面宽大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社会政治体系给予理论关照，在政治实践中试图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指明前进的道路。因此，其在比较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1.“传统——现代”的宏观分析框架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范式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点是对社会政治进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传统与现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社会发展就表现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奇尔科特认为韦伯对欧洲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描述方式构成了对比较政治学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发展模式。科层制的合理化，政教分离之导向的世俗化，以及议会主义的逐步体制化都成为该模式的组成部分。[5](p139) 而帕森斯则通过引进“模式变量”的分析范畴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有了清晰的概括，一切社会都被纳入到“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从而形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宏大理论”建构。这种宏大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都形成了理论根基上的冲击。理论建构的着重点由不同国家、地域、文化、民族、经济等多元要素转移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打破了一切既有的理论分界，所有的社会政治因素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简单的二元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非传统即现代，非现代即传统。在此分析框架中形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自然也就具有了宏大理论的特征。在发展主义者看来，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政治摆脱传统因素，获得现代要素的过程。这些现代要素包括专门化分殊的社会政治结构，以成就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平等、民主等普世的社会政治价值等等诸多方面。一切社会政治要素不论处于怎样的国家地域中，处于怎样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凡是与这些特征不同的都被视为传统的要素，并被判明是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其必然要成为变革的对象，这种变革的过程就被赋予了现代化和发展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衡量指标的设定是以西方国家的标准展开的，所以现代化就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谓不发达国家的主题，这些国家自然也就成为比较政治学者进行研究的“实验室”，他们就是要探求这些传统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国家的一般规律和基本逻辑。而西方国家则不存在所谓的政治发展问题。也正是这种意义上，在传统—现代二元发展框架下探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的任务、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政治发展最终所要达至的目标都被赋予了进步的涵义。

 

2. 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模型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阶段，阿尔蒙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领导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是发展主义最为重要的学术领导机构，也不仅因为他主持编写了在发展主义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系列丛书，更为重要的是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宏大理论特征的研究发展的框架。该框架在整合当时政治发展研究中最具创新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体系进行分析的纲目，从而为发展主义理论研究者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范畴。因此，要对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展开分析，阿尔蒙德的学术创建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阿尔蒙德构建的理论框架一般被概括为“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其实对其最终的理论框架更恰当的概括应该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模型”。其基本特征是：（1）政府、政党、利益团体以及公民个体被纳入到“政治体系—社会环境”的分析框架中；（2）在“政治体系—社会环境”的框架中存在“输入—政府决策—输出”的动态过程；（3）政府、政党、利益团体等都构成政治行为意义上的结构体；（4）不同的政治结构都承担着维系政治体系运转的功能：处于政治系统的输入端的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政治交流四项功能，处于输出端的结构具有规则的制定、执行和裁决三种功能。[6] 显然，该理论框架对马克里迪斯提出的强调过程、非正式的行为体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给予了全面的回应，同时它汲取了戴维·伊斯顿提出的系统分析框架和帕森斯的模式变量和功能分析。阿尔蒙德所构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模型”所具有的最大特征就是它超越了既有比较研究中国家制度的限制，即缺乏能够突破不同国家制度分隔的比较变量进行分析，从而无法进行多国之间深入的真实的比较，只能纠缠于正式的法律规范与政府制度之间的比较。该分析模型通过建构抽象的“功能”范畴巧妙地绕过了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差异，而是关注其在执行政治功能上的共同方面，从而极大的扩展了比较政治学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分析的考察变量，“从而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奠定了基础。”[7](p46) 同时该分析模型将比较的重心放置在对非正式制度因素，即政治过程要素的分析上，也使研究者产生了能够深入真实洞察不同国家政治本质的期望。概括而言，“阿尔蒙德的设计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范围内所有迥然不同的政治系统的方法，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这些政治系统的大纲。”[8](p59) 这样的分析模型试图解释的社会政治现象再也不是传统主义所关注的狭小范围，而具有全球性的视野。其内在的基本假设就是该分析模型的基本范畴是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上一切的政治系统，无论是传统国家的，还是现代国家的，无论是东方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都是必然会履行该模型中提出的政治功能，因此它们就存在比较的基础。显然，该分析模型的具有明显的宏大理论的特质。

 

3.宏大理论框架下的比较政治研究

 

如果说“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二元划分建构出了比较政治学发展主义研究的基本命题，那么“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模型”就为该研究提供了进行大规模跨国进行比较分析的基本变量。二者综合形成的宏大理论框架为具体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理论平台，在此基础上可以对不同国家进行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比较分析。宏大理论的理论优势和理论整合力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整整一代年轻学者领会了阿尔蒙德范畴的精神，动身前往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研究所谓的“发展”问题。这种大规模的比较研究不仅在政治学研究史上，即使是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这些研究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比较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阿尔蒙德领导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CP/SSRC）和该委员会组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该丛书在研究的内容上就包括：政党与政治发展、交流与政治发展、官僚机构与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教育与政治发展、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序列以及欧洲在发展方面的历史经验。其他的比较研究还涉及投票选举、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围绕着政治发展这一基本命题而展开的研究还对政治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条件，政治现代化的实现阶段，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中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这一时期由学者们提出的大量的政治学基本概念、形成的研究领域、得出的精辟结论为推进政治学的发展作了重要的知识积累。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够感觉到发展主义研究的学术影响，许多基本概念被广泛沿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构成的理论框架成为编写政治学教科书的重要参照物。第二、比较分析研究选择的国家数量众多。几乎所有在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国家都被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纳入到研究视野中。颇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布朗系列丛书中就分别对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南非和苏联六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而詹姆斯· 汤森和派伊对中国政治进行的研究就极具洞察力，直至今天都被认为是了解中国政治的必读书目。由维巴和阿尔蒙德合著的对公民文化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公民文化》对民主政治文化以及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程序进行了跨国比较研究。该书在对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德等五国民众的基本政治态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文化学研究的方法与框架。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作列举。可以说比较政治学直到发展主义时代才真正具有了全球的视野，才把比较研究建立在不同国家的比较基础上，相比之下以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界就显得狭隘的多。

在具有宏大理论特征的发展主义理论框架下，比较政治学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对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的政治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各国实现政治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推进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积累，使比较政治学呈现出强大的理论势头，在政治学研究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具有深远的学理意义。而且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对各国的政治发展给予的理论关照，对政治实践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实践给予理论指导，恰恰正是时代发展赋予比较政治学发展主义研究的理论使命。发展主义在20世纪的美国蓬勃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这一时代的政治学者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远大的理论抱负，试图在理论构建上对当时时代的要求给予回应的结果。

 

三、理论抱负：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生活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者是幸运的。因为时代不仅赋予了他们解释新兴国家政治体系的理论探索任务，而且赋予了他们“指导”这些国家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政治使命。这些学者们所进行的发展主义比较政治研究“不仅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善的”。[9](p59) 这是一个产生宏大“理论层次”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宏大“理论抱负”的时代。

与比较政治学界对传统主义展开激烈批判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也在发生着一种与之相呼应的变革。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大量新兴国家经过漫长的斗争终于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开始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种政治现实的变化无疑会在政治理论的研究中形成巨大的投影，要求学术研究对之进行理论回应。以前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界仅仅局限于以欧美为中心的国家，对处于它们控制之下的广大的殖民地除了以“落后”一言蔽之之外，并没有形成研究的焦点。但是当它们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并要对原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形成改变的时候，比较政治学者就不能不扩大他们的视界，进行全球意义上的比较了。“这些新兴国家的出现使比较政治学的‘世界’或‘实验室’研究的个案数目几乎在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如何认识新诞生的五六十个国家，以前的研究大多是一片空白，即使有也是语焉不详，这就为比较政治学者们提出了全新的充满了诱惑的理论课题。他们都试图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大展身手。对于充满幻想，期望跳出老一辈研究者“势力范围”的年轻学者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在这样的时代不能不产生出宏大的理论抱负。这些学者们开始在扬弃，甚至是“抛弃”旧有的理论模式基础上，开始提出全新的分析范畴，构建全新的理论框架，以对这些实验室里的新个案作出解读。他们试图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统统纳入到他们的分析框架之中，试图构建解释面远大于既有理论的分析框架。“传统与现代”，“结构与功能”等宏大理论的出现就是这种宏大理论抱负的产物。

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者们的理论抱负远没有停留在对新兴国家的政治给予简单的理论解读，其理论抱负的远大还体现在他们试图对更为宏大也更为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理论问题给予回应，那就是如何从殖民地的废墟中创建一个如西方现代国家一样强大的、自给自足的、繁荣昌盛的、民主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的国家。这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者们为自己设定了“拯救”新兴国家的政治使命。他们要为它们如何摆脱落后的传统纠缠，获得进步的现代要素给予回答。“现代化”成为发展主义学者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他们在现代化的框架下对新兴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其所要经历的主要阶段、其中要规避的风险等都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现代化理论本身就内含着一种价值的判断，承载了一种道德的期许，从而成为发展主义理论者具有远大抱负的最佳注脚。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有一些学者恰恰具有与“拯救”相反的理论目的，他们出于纯粹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动机，将对发展的关注视作控制新兴国家的手段。即使是出于这样的理论目的，其理论抱负也是宏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理论目的是多数学者们同时期望要达到的。它们与他们所具有的宏大的理论抱负同样都是契合的，都要求他们建构宏大的理论，在这里不存在任何的不协调。对于他们而言，其宏大理论的构建所依赖的理念是“一种可以促进发展而非遏制发展的战略能够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本国的利益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对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者的宏大理论抱负进行分析时，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是美国当时所处的世界地位及其所采取的对外战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正处于与苏联竞争世界霸主地位的关键时期，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将新型的国家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在50年代，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将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苏联在冷战中的重要盟友和自然资源的来源。这就促使美国必须制定出一种积极应对的外交政策战略来，以便恰当的处理与新兴国家的关系，并塑造出一种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或意识形态来。为此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比较政治学者对新兴国家的社会政治展开研究，并极力倡导一种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这就为生活在美国的政治学者们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政治平台。他们借助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展开了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比较研究，并且建构出了宏大的分析框架。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追求国际优势地位的一种理论回应，也正是缘于此发展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其在后来饱受攻击的“软肋”。同时要提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所体现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翻越千山万壑”（a “pay any cost, conquer every mountain” mentality）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风貌也为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者们形成宏大的理论抱负提供了文化环境。“阿尔蒙德后来承认，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时是肯尼迪统治时期—的著作中间充满了“行善者”和“和平队”的时代精神”。[10](p59)

由此可见，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者们宏大理论抱负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代下的产物。作为一种“在科学上站得住脚，在道德上也是善的”的发展主义研究必然要求学者们要具有“宏大的理论抱负”，以解释全球政治体系的视界建构自己的分析框架，以“指导”新兴国家发展的气魄确立自己的研究目标。发展主义宏大理论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四、发展主义宏大理论的式微与中层理论的出现

 

在发展主义宏大理论指导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辉煌岁月之后，日渐走向衰微，开始遭受到越来越来激烈的批评。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恰恰是从那些在发展主义鼓舞下到新兴国家进行研究的年轻学者们开始的。他们通过直接接触新兴国家的政治现实逐渐发现企图追求广阔解释面的发展主义宏大理论并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国家的学者们也开始发现发展主义的理论掩盖了某些真实的政治现实，他们开始自觉的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由此宏大理论的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风格迥异的中层理论。

发展主义宏大理论受到批判的是其抽象的范畴、阶段和过程等。首先，帕森斯的“模式变量”和阿尔蒙德的“功能范畴”在理论设计上是美好的，具有严整的内涵和外延，其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然而它们与新兴国家的政治现实却格格不入，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制定、执行和裁决的功能划分，在很大程度上现实的政治处于一种混合的状态，是一种“功能紊乱的”状态，套用各种变量和范畴根本就无法解释真实的政治生活。其次，由于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因此建立在西方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设定的发展目标、阶段和序列根本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它们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在美国的援助下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亚洲的越南、拉美的许多国家非但没有获得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反而陷入了社会的动荡之中就是最残酷的事实证明。最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发展主义“传统—现代”二元分析框架下那些被归入“传统”面临被彻底改革的制度，如宗教、家庭、等级集团等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作用，特别是在维持转型社会的稳定，实现政治的秩序方面具有强大的凝合功能，而且某些被视为必须彻底抛弃的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改革弹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现实适合社会发展的转型。宏大的发展主义虽然构建了巨型的解释框架，但是由于其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遮蔽了某些认识事物的视角和层面，因此面对不同的政治环境时其解释力就呈现出贫乏性的一面来，并不能给予有力的理论回应。

其他的学者，特别是来自新兴国家的学者则把批评的视角指向发展主义宏大理论所遮蔽的理论前提。他们批评发展主义把新兴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归因于传统制度的阻碍作用和该国的落后的文化传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些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自15世纪以来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张和掠夺的结果。他们还认为发展主义所鼓吹的可以通过由世界先进国家向落后地区扩散知识、技术、资本、组织、价值观等来推动实现其发展的论断背后掩藏的是继续维系殖民关系，控制新兴国家自主发展的野心。“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向不发达国家扩散发展、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那么这些国家就必须依靠自己来发展。这三种方式都是皇帝的新衣，用来掩盖它赤裸裸的帝国主义。”[11](p302)这些对发展主义的批评在不同程度上都直击其理论的缺陷或弱点，给曾经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发展主义宏大理论以极大的打击。虽然其在比较政治理论研究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其日趋式微的状态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宏大理论为特征的发展主义已经不再成为学者们关注重心之所在。

发展主义比较政治研究受到这样的批评和质疑，是与其宏大理论的特质分不开的。宏大理论为了追求宽大的解释面，使自己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往往倾向于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和抽象的概念范畴。然而当运用这些的范畴和框架对鲜活的政治现实进行分析时，却常常为了追求理论的严整性而忽视了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结果必然导致解释力的困乏。在解释面与解释力之间形成的张力框定了宏大理论的适用范围，过分乐观地追求解释面的宽大往往是以牺牲解释力的强度为条件的。因此，当代比较政治学者在汲取发展主义宏大理论教训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建构“中层理论”。他们认为：“中层理论可以使我们集中关注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而不必是那些全球性的、涵盖内容极广的理论方法。建立在一定文化区域层面上的理论由于集中于具有共同性和可比性的区域而不是包括全球的所有国家，所以在理论上更具有合适，更具有解释力。”[12](P6-7)

随着发展主义研究的日渐式微，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方法，逐渐取代了政治发展研究的位置，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这些新的理论方法中影响比较大的得到学界公认的主要有：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合作主义、官僚—威权主义、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本土关于变迁的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等等。这些理论所关注的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某一方面的主题或内容，其进行比较的国家也一般都是在一定文化或地域范围内的几个国家。这些不同的理论方法都各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点，在解释面上也各有自己的选择范围。比如依附论理论其产生于对拉美国家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其解释面也局限于这一区域。虽然有些学者试图将这些理论方法扩大应用于其他的区域或国家，但是都不是很成功，往往表现为解释力不强，有某种牵强的色彩。同时采用这些理论方法的研究者们也不再是试图提出普适性的理论模式，他们对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异质成分的关注远大于对同质成分的抽象分析。他们的旨趣主要在于找出曾经被以前的理论所忽视的各国政治生活中系统而持续存在着的差异性，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显然这些理论不再具有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框架，不再具有宏大理论的特征，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层理论”。而其研究者们也不再具有发展主义学者所具有的宏大的理论抱负，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其追求的不再是宽大的理论解释面，而是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这些方法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像发展主义那样，独享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统治地位。”[13](p91) 由于各个理论所产生的政治现实不同，所侧重考察的内容不同，尚未在学者中形成统一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而是处于一种被称为“理论岛”（theory islands）的状态。[14](p6) 这与发展主义框架下的理论分殊是有着质的不同的。

因此，当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不再是一家独霸的局面了，而代之以百家争鸣的局面，每一种理论方法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宏大理论抱负的著名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一直试图整合当代比较政治学各理论方法以构建一种宏大理论，以“复兴”比较政治学的“辉煌”，但是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就我们研究的地区，还是就我们研究的主题而言，我们得到的都是大量的‘理论岛’，它们关注的都是比较狭小的、更容易把握的主题或地区，但是在相互关联的或整合性的理论方面，我们却相对欠缺，这种理论可以将所有这些‘理论岛’联系在一起，或者使它们与更大的全球问题相联系。”[15](p213) 他坦承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构建出宏大理论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必须在许多方面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1] 杨念群. 中层理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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