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化维度对比研究与分析

[摘要] 文化维度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衡量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分析比较不同文化的特征，其中有最具影响力的是Hofstede的五文化维度模型，而最新的GLOBE文化维度模型，首次将文化分为“行为实践”和 “价值观”两个层面，在分析文化的表层行为特点的同时，深入探究民族文化的核心本质。本文以Hofstede和GLOBE文化维度模型为理论依托，比较中德文化显性与隐的特点及差异，追根朔源它们形成的历史原因；并将文化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以动态的视角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给这两种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关键词] 文化比较；文化维度；Hofstede；GLOBE；行为实践；价值观
 
[Abstract]
 
Culture Dimension Theory is widely used to meas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cultures, analyze and compar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ultures. Hofstede’s Five- Dimensioned Culture Model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The latest model, GLOBE Cultural Dimension Model, is the first that classifies the culture into two levels “praxis” and “value”, and deeply investigate the cor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when analyzing the surfac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Based on Hofstede’s Five- Dimensioned Culture Model and GLOBE Cultural Dimension Model,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German cultures, and trace the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ese cultures’ coming into being. And this paper puts th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observes the influences and cha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dynamic view.
 
 

区分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是跨文化研究的基础，而文化维度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对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维度理论和观点，其中以荷兰学者Hofstede文化维度模型最具影响力，被广泛地运用衡量各种文化体系差异；而最新的跨文化维度模型来自美国学者House等人，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历经十多年的研究，确立了多个新的文化维度，分层次、多角度地比较分析各个民族文化特征。
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跨文化研究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比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找出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对于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了解，加强信任与合作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本文以Hofstede和GLOBE文化维度模型为理论基础,分析比较中德文化特征和差异，追根朔源中德文化差异形成的历史原因，并以动态的视角观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给这两种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一 文化维度理论
（一）Hofs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
1967-1973年，Hofstede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公司员工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首次确定了四个文化维度，1991年将M. Bond提出的“儒家推动力”，补充进来，构成了文化五维度模型。^[1] 这五个维度分别是：
权力距离。权力距离指的是“一个国家机构或组织中权力弱势的成员对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期待和接受程度。”^{[2] 76}接受程度高的国家，权力距离大，社会层次分明；反之则权力距离小，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平等。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Hofstede定义个体主义文化是“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松散；人们期待，个体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承担责任。”集体文化则是“人从出生起就与自己所属的团体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群体对他有保护的责任，同时也要求他对群体的绝对忠诚。”^{[2] 102} 这个维度描述的是社会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体文化强调的是 “我”，而集体文化更多强调的是“我们”。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男性气质文化是指社会中“男女角色区分明显，男性应执着、艰苦、追求财富；而女性则应谦虚、敏感、重视生活质量。”而女性气质文化则是社会中“男女角色互相重叠：女人和男人都应谦虚、敏感且重视生活质量。”^{[2] 165}事实上，这个维度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目标：生活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有些学者将此维度译为“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对立”。 ^[3]
不确定性规避。它是指“文化中的成员面对模糊或不确定情况时感到受威胁的程度”。^{[2] 233}不确定性规避指数高的文化，倾向于制定完善的规则和制度，来尽量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因素；相反，不确定性规避低的社会则能够灵活应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接受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人们也更容易去冒险。
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的对立。长期导向文化指的是“基于对未来成功美德的培养，特别是坚韧和节俭。与之对立的短期导向，是培养与过去和现在相关的美德，尤其是对传统的尊重，留“面子”和履行义务。^{[2] 292-293} 长期导向的社会着眼于未来，强调长期性的承诺，推崇节俭和持久力；而短期取向文化则更关心眼前的利益，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是开创性的，在跨文化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研究结果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术和实践领域。许多学科，例如企业管理、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都在他的研究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企业组织心理学和跨国公司管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该项研究的范围之广，国家之多，受访人数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它研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但是，Hofstede的研究和理论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常被提及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他的整个研究是基于西方文化视角，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主体意识，有文化偏见之嫌。^{[4] 730} 其次，学界对研究的结果所涉及的文化层面颇有疑问，文化是个复杂的综合体，Hofstede本人将文化比喻成“文化洋葱”，^{[5] 8} 其中符号、英雄和礼仪三层归结为文化的行为实践，是人们可以从外界观察到的，是显性的，而文化的核心却是价值观，是隐性的，它才是影响外在行为实践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调研中，Hofstede问卷的问题涉及人们具体的行为取向，再从中分析出其价值观，这种由外及内的方法究竟研究的是文化的行为实践还是文化的价值观，值得商榷。第三点，Hofstede把文化与国家视为扥同，忽视了一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尤其像中国文化，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能否全面反映其文化特征是个问题。^{[4] 730-731}此外，Hofstede的调研数据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数据是否能够反映今天各国的文化现实情况值得讨论。^[6]
（二）GLOBE的文化维度理论
GLOBE 英文全称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 Research Program，即全球领导和组织行为有效性调查，是自Hofstede和Trommpenaars以来调研范围最广的一次跨文化实证研究。
1993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R. J. House教授的倡议和组织下展开的这项大型跨文化研究，共有170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59个国家和地区的食品、通信和金融等三个行业共计951家企业的17 370名中层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7] 9-11} 随着《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2004）和《Culture and Leadership Across the World: The GLOBE of In-Depth Studies of 25 Societies》（2008）的问世，发表了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结果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定九大文化维度；依据文化相似性将世界文化划分成十大文化圈；确定了在不同文化圈中有效的领导风格和特征。
GLOBE确定的这九个文化维度分别是：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组织集体主义（Institutional Collectivism）、内团体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两性平等（Gender Egalitarianism）、贯彻执行力(Assertiveness)、未来导向(Future Orientation)、绩效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和友善导向(Humane Orientation)。 前六个维度均源自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其中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基本沿用了Hofstede的定义；集体主义维度则一分为二：组织集体主义和内团体集体主义，组织集体主义强调，社会中的组织或机构对集体资源的分配和集体行为的鼓励；内团体集体主义即个体表现出来的对组织和家庭的荣誉感、忠诚和与之联结的紧密程度。Hofstede的男性气质文化维度在这里也是分为两性平等和贯彻执行力：两性平等指社会缩小由于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或是促进两性平等的程度；贯彻执行力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坚定、顽强，以及行为上主导性和和攻击性。^{[7] 11-13} 第七个维度未来导向源自Kluckhohn Strodtbeck提出的过去、将来和未来的时间概念，这里理解为个体采取未来趋向的行为倾向，包括计划、投资和延迟满足，与Hofstede的长期导向相似；第八个绩效导向维度衍生于McClelland的工作成就导向概念，这里指组织或社会对个体绩效成绩和卓越表现的鼓励程度；最后一个维度友善导向同样源于Kluckhohn Strodtbeck的人性善恶的分析，这里定义为社会对个体与人为善行为的鼓励和奖励，包括公平、利他、友好、慷慨、关怀和友善等行为。^{[7] 13}
为了避免出现Hofstede等学者研究上的问题，GLOBE在研究方法、数据的取样和结果分析等方面做了改进和完善。
首先要解决的文化偏见问题，GLOBE不再仅仅从西方文化的视角，而是采用了多元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视角。在研究设计阶段就采取了文化平衡的方式，即从所关注的不同文化角度来进行概念分析和设计研究问题。并且为保证语言的等值，将所有问题分别翻译成研究国别的语言和英语，并且去除掉那些无法在当地文化中找到对应概念的问题，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像Hofstede这样的“客位（etic）”研究方法可能陷入的“强加客位（imposed etic）”的陷阱, 即漠视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概念意义差异而导致的错误结论；^[8] 对所获得数据的分析也是由多元文化背景的团队完成，即对每种文化的分析时都有来自该文化的学者参与，从而避免了以某个文化为主所带来的文化偏见。
其次，GLOBE将文化与国家的概念区分开来。GLOBE对59个国家共计62种文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将德国分为前东德和西德，瑞士分为法语区和德语区，南非分白人和黑人分别调研。
而最为重要的是，为了确保研究的是文化核心价值观，GLOBE首次将文化分成两个层面：“行为实践”和“价值观”，探究其特点。在GLOBE问卷中，对同样的问题要分别回答 “as is (实际)”和“should be（应该）”的不同情况，前者针对的是文化表层行为实践部分；而后者则探寻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如何。^{[7] 16}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化“行为实践”与“价值观”趋势有时并不吻合，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有时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研究结果也是之前其它的跨文化研究中从未出现过的。
总体来说，GLOBE给跨文化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尤其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特征，比较它们的差异；以及研究在不同文化圈中卓有成效的领导风格，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基础。
GLOBE作为重量级的跨文化实证研究，取得了非常详尽的科研成果，但国内学者尚未涉足，在比较文化差异的研究当中，仍多是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作为比较文化差异的理论基础，这些研究忽略了当今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后，价值观所发生的明显的变化。^[9] 下文将首先对中德文化在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中的结果进行列表对比。
二 中德文化维度数值和排名
Hofstede对世界上74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根据问卷调查进行分析评分，并依据分值的大小列出了这些文化在五个文化维度上的排名。中国和德国文化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和排名如下表所示：
 
 

文化维度	中   国		德  国
	维度值	排名	维度值	排名
权力距离	80	12-14	35	63-65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20	56-61	67	18
男性文化-女性文化	66	11-13	66	11-13
不确定性规避	30	68-69	65	42
长期导向-短期导向	118	1	31	25-27

(表 1)  Hofstede维度模型中德文化数值与排名
 
与世界其它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特征是：权力距离很高、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不确定性规避很低、最强的长期性导向；而德国则除了在男性气质文化-女性气质文化维度上和中国一致外，其它四个维度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权力距离小、个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短期导向。
GLOBE对62种不同的文化则分成文化的“行为实践”和“价值观”两个不同层面来研究，依据问卷的结果对每种文化在九个维度上进行评分排序。下图是中德文化在这九个维度上具体的数值和排名。
 
 

文化维度	中  国				德   国
	维度值 As Is	排名	维度值 Should be	排名	维度值 As Is	排名	维度值 Should be	排名
不确定性规避	4.94	10	5.28	9	5.22	5	3.32	59
权力距离	5.04	41	3.1	12	5.25	29	2.54	44
组织集体主义	4.77	7	4.56	9	3.79	54	4.82	28
内团体集体主义	5.8	9	5.09	58	4.02	54	5.18	55
两性平等	3.05	48	3.68	58	3.1	44	4.89	15
贯彻执行力	3.76	51	5.44	2	4.55	10	3.09	55
未来导向	3.75	34	4.73	60	3.95	13	4.85	57
绩效导向	4.45	13	5.67	50	4.25	22	6.01	29
友善导向	4.36	17	5.32	39	3.18	61	5.46	30

 
(表 2) GLOBE维度模型中德文化数值与排名
根据GLOBE的研究结果，中国在行为实践上所表现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规避高、组织集体主义和内团体集体主义强、绩效导向和友善导向明显；而权力距离较小、两性不平等、贯彻执行力较低，未来导向不明显。但是价值观上的结果与前者并不完全一致，只有不确定性规避、组织集体主义和两性平等这三个维度与前者数值相符；而在其余的维度上显示出文化的表层与核心层的背离，例如权力距离、贯彻执行力、内团体集体主义和绩效导向方面。
德国的评分和排名显示其文化行为实践部分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规避很高、权力距离大、组织集体主义和内团体集体主义很低、两性不平等、很强的贯彻执行力、未来导向明显、绩效导向明显，友善导向所有国家了最低；文化价值观上的特点则是：不确定性规避非常低、权力距离较小、倾向于组织集体主义、内团体集体主义很弱、倾向两性平等、贯彻执行力很弱、未来导向度低，友善导向明显。与中国文化一样，德国文化的行为实践和价值观也并不完全统一。
首先，对比中德文化在GLOBE中的数值和排名，在文化实践层面，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两性平等和绩效导向的数值和分数较为接近，而在在其余的五个维度上中德文化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而恰恰在这些维度上，价值观层面上，却显示了一致性：倾向组织和内团体集体主义主义，很低的未来导向性、较高的友善导向。
再比较Hofstede和GLOBE对中德文化特征的研究结果，发现针对同一或是相似的文化维度，他们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特别是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未来导向等维度，这样的结果不禁令人思考：究竟哪个研究更能反映中德文化的实际状况；中德文化的异同到底存在与哪些方面；是文化的行为实践层面还是价值观更能准确反映了这一切，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文化的行为实践和价值观的矛盾。下文将重点选取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三个文化维度，进一步探讨中德文化特点。
三 中德文化维度比较和根源探究
（一）不确定性规避
Hofstede的统计结果中国的数值只有30分，与越南并列74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68-69位，不确定性规避非常低；而在GLOBE中，中国居第10位，属于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文化。形成这个矛盾的原因：
首先，从问卷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两个研究衡量不确定性规避的标准和侧重点不同，Hofstede强调的是人们感忍受模糊或者感到模糊不确定性威胁的程度；而GLOBE强调的是通过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手段尽量避免不确定因素的产生。历史上，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面对这些灾害的发生，农耕社会的人们只能去适应自然的法则，而无力去改变自然，久而久之养成了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另外，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也是承认并接受事物和社会关系中的模糊性，它是一种包容性强，追求和谐，注重调整的文化，所以从模糊性角度看，Hofstede的结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文化。
认为中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文化，准确地说是从人们内心对秩序期待渴望的角度出发。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就有着追求和平稳定社会秩序的传统观念，近现代的社会战争动乱更加深了人们对安定的生活的渴望。时至今日，改革开放的时代，由于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人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对未来未知命运的恐惧，更加期待明天的中国是个法律健全和制度完善的社会。^{[10] 891} 所以在GLOBE中文化价值观的数值5.28甚至高于要高于文化实践层面的4.94，充分说明了这是人们内心的憧憬。另外，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GLOBE中的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文化具有的一些特征，例如法律法规健全规范，人们行为上依赖各项规章制度，不轻易违反打破社会规范；人际间互动交往趋向形式化等。^[11]
德国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文化特征再次得到了GLOBE确认，位列62个文化的第5位，甚至远远高于Hofstede中的排名42位，这样的结果完全符合德国的实际状况，同时有着充分的历史原因。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国是以军事立国强国，他们将军事管理应用于国家的管理，建立了一套重规章制度讲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规则无处不在。这些对德国社会的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由此形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之一“注重规定和条例”，所以毫不奇怪，德国在文化实践层面数值高达5.22分。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文化核心维度值只有3.32，不仅落差如此巨大，而且这个数值甚至也远远低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列于62种文化里第59位，或许可以用物极必反的道理来解释这个现象。德国包罗万象、事无巨细、无所不在的规章制度，虽然让德国人在工作生活上事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是这些也极大压制了人们的思维和活动的自由空间，反而会让人们更加向往灵活的工作方式，以减轻死板条例的束缚。此外，GLOBE的整体结果显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文化核心价值观上不确定性规避的数值都较低，由此可以这样推测，由于经济的发展已经解决了生活中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过去留下的繁文缛节促使人们追求自由和灵活性，例如现在德国企业较为普遍的弹性工作时间。^{[4] 746}
通过比较分析中德的历史与现实情况，笔者更倾向，中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文化；但是在价值观上，中国因乱求序，追求稳定和谐；德国人则要化繁为简，需要更多的灵活性，二者在此维度上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
（二）权力距离
GLOBE和Hofstede一致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权力距离大，等级森严的特点，这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里，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是建立在儒家“五伦”思想基础上，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除了朋友之间是平等的相互关系，其余均是等级式的，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等都在强调尊卑等级，位尊者要对位卑者关爱保护，而位卑者则要对位尊者报以忠诚和服从，双方各自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事实上，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社会结构注重等级秩序，本身就是高权力距离的体现。^[12] 今天，这些等级秩序依然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家庭关系中强调孩子的听话孝顺，单位提拔干部时的论资排辈等。
但是另一方面，GLOBE调研结果中也显示，文化核心层中国的权力距离数值只有3.1，远低于文化表层的5.04，虽然与世界其它文化相比，仍属于高权力距离，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思想上已经不再愿意接受权力的不平等分配，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不愿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想要打破论资排辈的禁锢，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与Hofstede研究结果相悖，GLOBE结果显示德国属于权力距离大的文化，在文化行为实践层面列于第29位，甚至高于中国的44位，这样的结果有些出乎意料，且与今天德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追溯历史，德国前身的普鲁士，它的建国和强大与其历史上的权力文化是分不开的。^[13] 普鲁士以军事立国，国家的管理继承了军事专政的传统，政令如军令，法律如军法，强调严明的纪律和绝对的服从，这些虽然教条刻板，但是构建的国家机器却简单高效，为它在十九世纪末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但是二战后，德国在深刻反思二战中所表现的民族特性时，深刻认识到，正是这种对工作高度的认同和责任感以及盲目的服从，为纳粹独裁提供了有效的土壤，从而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至此以后，鼓励个性的发展，不要人云亦云，大力推崇独立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今天的德国社会，依然纪律条例严明，但惟命是从的年代早已过去。^[14] 这种转变，从德国文化核心价值观（2.54）与文化表层（5.25）数值的巨大落差可见一斑，从价值观的层面来说，GLOBE与Hofstede研究一致，德国是注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低权力距离文化。
不同的历史原因造就了中德社会中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都更加倾向于平等的社会环境，这一点与GLOBE对全球62种文化的研究结果一致。
（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在这个维度上，Hofstede和GLOBE保持了一致：中国属于集体主义，德国属于个体主义文化，这也基本符合两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是非常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在组织集体主义维度上，文化表层和文化价值观层面中国分别位列第7和第12位，而在内团体集体主义，文化表层所得数值更是高达5.8分，列第9位。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可以追溯到农耕社会，生产活动需要个体之间相互协作，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团体观念；同时家庭作为“伦理本位”社会中首位的伦理关系，父子有亲，父慈子孝，父母与孩子关系紧密，无私关爱，而孩子对父母孝顺听话。将这种家庭伦理关系延伸推广到其它社会关系中，各种社会关系一概家庭化，“天下一家”，“四海兄弟”自古相传。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中国内团体集体主义数值居然位于58位，事实上应属于个体文化的范畴。有研究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中国式个人主义”，年轻一代变得独立，他们会离开父母，到很远的地方工作，通过不断更换工作，寻找事业的机会，不再忠诚于一个公司。^{[10] 890} 一方面是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和独生子女政策让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很难维持；而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经济的发展，个人财富的增加，让个体能够并且更加倾向于独立。Hofstede在他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个体主义维度是与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国家越富裕，个体主义的指数就越高，几乎当今所有发达国家都具有个体主义文化的特征。^{[2] 106} 在中国，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年轻人在经济上不再需要依赖父母，能够自食其力；另外，中国社会对外开放，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对年轻一代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德国在集体主义维度上得分很低，具有很强的个体主义文化的特点，在组织集体主义和内团体集体主义上排名都是54位，符合德国社会基本情况。个体主义文化形成与宗教思想密不可分。与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德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植根于基督教一神论的个体主义，强调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信徒以唯一的上帝为天父，人人是兄弟姐妹，兼爱同仁，超脱世俗的关系，跳出家庭伦理关系，个体的权利得到了加强。独立自主，自我实现是个体文化中人们努力的终极目标。
地处欧洲的德国，经历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宣扬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强调用人的理性去思考，去认识这个世界，使个体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此外，历史上诸侯割，国小民寡，让统治者也更加尊重每一个公民的价值和作用，个人主义、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都体现在德国的个体主义文化中，让每个人做他所想。
研究表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反映的不仅仅是中国与德国文化的典型差异，更是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
四 结语
深入比较中德文化的特点，发现两种文化最根本的差异表现在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维度上，但是也恰好这两个维度上，尽管行为实践上中德文化南辕北辙，却在文化核心价值观上趋同。从文化行为实践和价值观层面的矛盾的事实可以看出，文化这个复杂的综合体，作为历史的传承，并不是一成不变静止的，无论是文化的表层行为，还是核心的价值观都会受到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追朔历史，儒道释塑造了中国文化，而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人们逐步接受了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憧憬自由、平等、独立，中华文化渐渐地从独特性走向普世性。而正是基于这样共同的价值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才能互相理解、尊重和信任，才可以跨越文化的浪潮，成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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