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佛教政策社会背景研究

内容摘要：“9·18”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筹建了“满洲国”。在社会局势、五族并存、信仰基础、当权者与佛教界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社会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满洲国”成立了系统的佛教管理机构，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字：伪满洲国 汉传佛教 信仰
    
一、社会局势不稳
“9·18”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事件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9月22日共产党又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境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的各种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有力的打击了伪满洲国政权的反动统治。
1932年4月的马占山离开伪满政权，重举反日义旗之举，高涨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呼声。随后马占山的献身揭露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举动，使日伪当局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境地。“实际上，在满洲国成立当时，治安暂时只能维持在沿干线铁路的主要城市，而在广大的东北各地，有许多对满洲国的武装集团起义，继续同日本军队和满洲国军队进行激烈战斗。”同时，东北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示反抗。
在伪满洲国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不断的给日军和伪军多种打击。当时的伪满洲国并不太平，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并不安定。日伪当局竭尽全力讨伐抗日力量，但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军事剿灭措施遇到挫败后，日伪当局意识到无法根除抗日力量与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想通过把“顽固分子”转化为“良民”的方式来切断老百姓的支持。日伪当局所采取的把“顽固分子”教化为“良民”是麻醉东北人民民族意识的行为。日伪反动统治者利用佛教开展“传戒道场”、“宣抚”、“教诲”等活动，宣传“日满亲善”、“日满一心一德”等教化思想，以此来消磨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
二、有广泛的佛教信仰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真实时间还没有研究考定，但是我们从历史遗迹中能推断出大概时间。辽宁千山香岩寺维修地藏殿时曾发现汉瓦，据考古研究证实早在东汉末年。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我国东北地区的最早年代是高句丽小默林王时(公元372年)，前秦王符坚排遣使臣及僧侣赠送佛像和经文。此后，佛教在东北地区逐渐扎根，在老百姓当中有了广泛的基础。“9·18”事变后，日伪当局出于政治需要，对佛教采取扶植和利用政策。据1937年伪满洲国《省政汇览，滨江篇》记载：“仅当时滨江一省就有包括清代与民国遗留下来的佛教寺庙共135处之多，佛教团体100多个，佛教信徒1.5万余人，僧尼600余人。”此数据表明，经过漫长历史的传播，佛教在中国东北人民当中已全面普及。 
纵观清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利用和保护政策，这对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优待政策，对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康熙八年（1669年）始建瑞应寺，历时35年方才建成，是阜新地区政教合一的喇嘛寺庙，鼎盛时期有喇嘛3600余人，是东北最大的庙宇。”“到清沫土默特左翼旗喇嘛教寺庙发展到194座。”藏传佛教在清廷积极扶持下有了繁荣景象。
1861年清朝廷对东北实行了解除封禁，推行放荒的鼓励政策，关内大批移民涌入东北，这些移民中大部分有佛教信仰。这对东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出现了新气象。来自关内的移民自身多带佛教习俗及其信仰习惯，加之社会动荡，生活贫困且不如意，人们渴望通过佛门求得心灵之慰，因而佛教寺庙及其信徒数量比过去有所发展。民国年间，佛教在东北的传播对象以农民为主，修建的寺庙也多数在农村。“据对35个市县农村地名统计，以寺庙名称呼村名、屯名者大约有149个，如娘娘庙屯、财神庙屯、老爷庙屯、姑子庵屯、菩萨庙屯、佛堂屯、铜佛寺屯、妙音寺屯等。这些地名的起源与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佛教传播和寺庙修建的广泛性、群众性有关联，深深影响着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了佛教跟东北人民的密切关系，在东北地区有了广泛性和群众性。”⁵从民国成立至东北沦陷前的20年间，佛教的广泛传播仍是大趋势。“据1925年至1931年间的统计，吉林市区5万余户，上自省长、厅长下至普通市民，几乎“家家供观音，户户念弥陀。”
民国初期，除东北地区一些有影响的僧人修缮、扩建或重建寺庙以外，民间也有自发修庙的。在东北地区，修建寺庙极有影响的僧人是天台宗宗师倓虚法师，他修建了极乐寺、般若寺、楞严寺等多座寺庙。这些寺庙对佛教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力。此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佛教学术研究之风盛行，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佛教组织，研究布传佛教，这些都改善了东北地区知识阶层研究佛教的面貌。
三、五族并存的民族体
  伪满洲国地区的民族体系主要以汉、满、蒙、朝鲜与大和族等五大族构成（也有人口少的其它民族）。伪满洲国国务院编纂的《康德7年度临时国势调查报告》对“满洲国”人口进行了统计。截止1940年，伪满洲国的总人口为43202880人（分中国系和日本系），其中中国系人口为40858473人，中国系统中的汉族人口为36870978人（汉族占伪满的中国系人口的90.2%，占伪满全部人口85.3%），其余人口为满族、蒙族、回族等民族。日本系人口2271495人，其中日本人为819614人，朝鲜人（因为朝鲜被日本吞并，所以人口算在日本系）1450384人，台湾汉人（台湾被日本吞并，人口算在日本系内）1497人。原住民是汉、蒙、满、朝鲜四个民族，大和族是外来族，随着日本的侵入加深而人数与日俱增。日本为实现把伪满洲国变为日本人的国土，举着开发伪满的名义实施“国策移民”政策，计划在20年内向伪满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关东军在1936年4月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并开始实行了移民计划，截至1944年9月，包括开拓团民移，居于伪满各地的日本人共1662234人。日本人自称为满洲国的民族之一，在政府部门充当高官，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各项大权。日本人极力鼓吹日本民族是富有优秀品质和卓越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指导，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并宣称“民族协和”也是以日本民族为核心。
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制造出的国旗是由红、蓝、白、黑、黄五色组成。旗面的杏黄色是指伪满地区民族与统一、红色代表大和民族的热情、蓝色代表汉族的青春、白色代表蒙古族的纯真、黑色代表朝鲜族的决心。五色象征着五族协和，象征着四个民族在日本的统治下联手建立“满洲国”。要组建一个“五族协和的民族”，精神领域的佛教是日伪当局首选的教化工具。因为伪满民族主体的五族本身都信仰佛教，虽然各族的佛教都有自身的特性，但是信仰上的共性，容易找到共鸣。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佛教成为日本人愚化东北人民最有利的工具。
  四、当权者与佛教界相互示好
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伪满洲国成立之时社会动荡，人心不稳。日伪政权除了对武装的军队及公开反满反日的组织实施武力镇压之外，对手无武器的社会各界人士采取了怀柔政策。刚成立的伪满洲国不想树敌太多，对能拉拢的力量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对佛教，日伪政仅没有痛下狠手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拉拢的措施。“民国20年营口楞严寺落成开光时，山门‘楞严禅寺’匾额由伪满洲国首任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题写，藏经楼匾额是当时奉天省省长翟文笔”。⁷民国20年是公历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没有多长时间郑孝胥就给楞严寺题写了匾额。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表明双方都有相互捧场的意思。每年的正月十二是溥仪的“万岁节”，宫内大演影剧，文武百官“奉呈贺表”，各校学生集会在宫内府门口贺节，晚间市内各家各户悬灯结彩，工商界要搭松门。般若寺也不敢落后，为皇帝举办“万岁节”道场，诵经一日，祝皇帝万寿无疆。为了表示答谢之意溥仪送般若寺“正觉具足”匾额。伪满洲国皇帝及手握重权的达官要员积极参加佛教界的各项活动，以示友好态度。这些人物的参与给当时佛教的发展增色增彩，为此佛教方面也积极迎合，出现了伪满特点的相安无事事态。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非常清楚，佛教信仰所散发出的能量是非刀枪所能比的。因此，日伪当局跟随着势态的变化，不断更新佛教政策，“规范”佛教界的一切活动，掌控佛教界的动向，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手段巩固其反动统治，维护其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 冈部牧夫著, 郑毅译:《伪满洲国》[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P27).
 
[2]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宗教志》[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P18).
 
[3]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宗教志》[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P57).